娑婆世界:一个疫苗创业者的30年

曲目:娑婆世界:一个疫苗创业者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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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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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1.疫苗工业远比我们设想的更加复杂,这个世界也远不像某些人臆想中那样非黑即白。

  2.分别甲肝病毒样本,这一困扰中国医学界数十年的问题,被中专生尹卫东在1984年解决了,只比国外顶尖机构晚了五年。

  3.只有到SARS疫苗问世那一天,中国才可以真正声称取得了反抗SARS的胜利。

  4.在风暴面前,从企业经营者到行政官员,不管是为民请命还是壮志未酬,切实福气很少能为自己左右。

  5.唯独在疫苗产业,国内企业统治了中国市场,起因首先在于“穷”。

  6.在盖茨看来,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需对自己生产疫苗产品有信心。

  案例供给|创业黑马学院案例中心执笔人|九录(本文13000字,阅读所需时间较长,可分段浏览)

  2018年初夏的某个晚上,北京科兴生物的首创人尹卫东,坐着汽车来到睽违多日的北大生物城门前。这是科兴生物与股东北大未名集团共用的大门,十几年来,他曾经每天都在这里出入。但是这一次,生物城的保安拦下了他的车,要求拍照,以验明身份。未作辩解,尹卫东摆手让司机掉头离开……(事见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科兴生物是我国疫苗产业的龙头,也是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未名集团通过子公司持有科兴26.91%的股份。未名集团董事长潘爱华也是科兴生物的董事长,此前二十年与尹卫东配合无间,私交甚笃。

  但是最近几个月,无论尹卫东还是潘爱华都不在办公室。科兴生物的几个股东之间同时在三个国家打着四场官司,各种公开信和彼此抵触的公司布告交相往还,唇枪舌剑。疫苗生产还在连续,与之相伴的,是公章争夺、断电威胁、人员对峙和肢体抵牾。

  科兴生物的乱象,是时下整个中国疫苗行业乱局的一角。最近,这个行业正处于舆论的民不聊生之中。透过创业黑马学院导师尹卫东的案例,我们可以发明,实际上疫苗产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庞杂,这个世界也远不像某些人臆想中那样非黑即白。

  科研 尹卫东

  戴的眼镜像汪峰,谈话口音像赵丽蓉的尹卫东,其实是一位科学家。

  他是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研发人,“甲流终结者”,曾失掉2009CCTV经济年度人物创新奖,中关村(000931,股吧)翻新发展40年个人杰出贡献奖……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社会职务,像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会长,这个协会中有几个挺有名的会员,比喻柳传志的联想和李彦宏的百度。

  熟悉尹卫东的人都认为,他配得上这些荣誉。

  像很多唐山人一样,1976年那场大地震是尹卫东人生的一大转折:“人们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是不真正疼过,唐隐士的疼,那是真疼,疼进了骨髓。”

  那年尹卫东12岁,震后,学校没了,老师带着多少个幸免于难的孩子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第一堂课就是“人定胜天”。尹卫东听得血脉贲张,至今刻骨铭心——是啊,什么都没了,但我还在!只有我还在,就还有欲望!

  1982年,尹卫东从唐山卫校中专毕业,被调配到唐山市卫生防疫站做医生。正是“人定胜天”的信条,让这个年青的中专生在两年当前名扬全国医学界。

  当年,我国甲肝疫情非常严重,可是我国的诊断技术根本连甲肝和乙肝都分不出来,因为全国都找不到甲型肝炎病毒样本。1979年,世界上第一份甲肝病毒样本分离胜利,此时还在国外的实验室中。结果,这一困扰中国医学界数十年的问题,被尹卫东在1984年解决了,只比国外顶尖机构晚了五年。

  对于尹卫东是如何做到的,存在两个版本。

  一份是官方版本:1980年代初,城市医生尹卫东加入了第一次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考核,随后采集到了一份难得的甲肝病毒样本,并在中国防备医学中心病毒学研究所的肝炎室成功分离出了TZ84甲肝病毒。1985年,他带着这一毒株回到唐山市卫生防疫站,建立了病毒实验室。这一毒株后来衍生出了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在此基础上,尹卫东率领科研团队再接再厉,中国第一支甲肝乙肝联合疫苗、第一支人用禽流感疫苗,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等等先后问世。

  另一个版本则是2005年,尹卫东在美国路演时对海外投资人所讲。因为那些资深投资人并不相信上面那个故事,他们不信任一个中专生可以凭福分濒临顶尖机构的研究程度。

  于是尹卫东告诉他们,他来自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甲肝发病最严格的地区,之所以很难找到甲型肝炎病毒,是因为甲肝只有在发病早期才排毒。顶尖机构可以凭先进设备把后期微量的病毒分辨出来,而尹卫东采用的是笨办法:他直接扎进了疫情最重大的城市,在老乡家住,把所有得肝炎和疑似病人的大便一份份收集起来,分析了无数大便之后,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含高浓度甲型肝炎病毒的大便,由此引发了后面的所有故事。

  恰是靠着这些源自大便的科研结果,中国建立了全世界自成一家的廉价甲肝防疫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尹卫东他们研制的甲肝疫苗成本只有20元左右,而跨国公司销售的疫苗价格则在400元以上。跟着便宜疫苗在各地防疫站的推广,中国甲肝发病率大幅降落,以浙江省为例,2015年甲肝总体发病率是1990年的1/300。

  后来,尹卫东告知黑马学生:“为什么一个中专毕业的防疫员能做这件事,不是由于我很聪慧,而是因为别人太聪明。1984年,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们在忙什么?都在忙于出国,所以我才有机会。”

  当然,这是尹卫东的自谦之辞,此后几十年的一系列结果证实,他的成就并非偶得。

  尹卫东更大的声誉,来自抗衡SARS的战役。

2003年,SARS来袭

  许多国人应当记切当年的景象:2003年3、4月间,整个国家到处都在因SARS进行着隔离,街巷空无一人,工厂、商店、学校大面积停工停业,人心惶惶。当时,北京一家病院开始免费发放中药,闻讯跑去领药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媒体也敏捷跟进,做了大量报道。

  正在北京创业的尹卫东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却坐不住了。他认为,“大炮不能上刺刀”,用中药防范SARS没有科学根据,也未经临床证明。要想真正对抗SARS,必须尽快生产出疫苗。

  尹卫东给当时的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打电话。戴卫一听是有关SARS的,立刻要求会见,当天下战书,尹卫东就走进了戴卫的办公室。

  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约见了尹卫东。尹卫东告诉范副市长,只要分离出SARS病毒样本,通过设计,可以模拟出像病原体但不会致病的免疫元,打到志愿者体内,产生综合抗体,再把含有综合抗体的血清提取出来,就可以制造出灭活疫苗——援助人体形成抵抗力,把活的SARS病毒杀逝世。

  范伯元问:“研制疫苗,你都需要什么?”

  “P3实验室。”尹卫东答道。

  “好,明天将来我就带你全北京去找”。

  范伯元带着尹卫东,走遍了北京各所大学。每到一地劈头就问:有没有P3实验室?对方只有回答没有,扔下准备好汇报和接待的各校领导,转身就走。

  他们跑了一终日,终无所获。最后只好决定由尹卫东公司自己建一个。

  一个多月后,P3实验室建成了。与此同时,尹卫东也拿出了SARS灭活疫苗的研制计划。

SARS疫苗

  然而,此时北京乃至全国的SARS疫情突然降了下来。这诚然是一个好新闻,但对于正在研制疫苗的尹卫东团队来说,却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感染者正在减少,而病毒的提取、分离、重组都是需要时间的。科学家讲的是科学,科学必需要有谨慎的工作立场,不能容忍丝毫的偷工减料。

  这是一场在和时间赛跑的战斗:尹卫东带着实验人员在—40帕的气压下(相当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全副武装”一干就是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困倦袭来时,大伙儿甚至都不敢往墙上靠,因为一靠兴许立即就会睡从前……

  经由6个多月的努力,SARS疫苗的临床前研究在2003年12月以前完成。接下来的义务就是1期临床试验。又半年后,向全世界播发了通稿——中国科学家率先实现SARS疫苗1期研究,临床证明疫苗是安全的,并初步证明疫苗有效。

  直到这一天,中国才可以真正宣称获得了对抗SARS的成功,因为哪怕它再次涌现,也不用害怕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分头进行SARS疫苗研发的单位有十几家,国有和民营单位都有,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只有尹卫东的科兴团队按时交了卷。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教训,此后禽流感和甲流疫情出现时,科技部都会直接把疫苗研发的任务交给科兴来做,而尹卫东每一次都不辱使命。

  2009年,当科兴团队在全球率先实现甲流疫苗研发时,有本国记者问尹卫东:“你们三个月完成甲流疫苗研究,是不是就想争世界第一?”尹卫东严肃地答复:“你这个问题无比不专业,防疫研究不同于体育比赛,这不是竞争的问题,我素来没想过要拿第一。

  但是我知道,中国有13亿人,而整个中国疫苗的年生产能力只有1亿支。如果疫情真的大面积暴发,我们开足马力一年也只能为1/10的人口接种疫苗。因而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快投产,每早投产一天,就能多保护50万人。”

  创业

  尽管SARS疫苗的研究给尹卫东带来了宏大声誉,但从贸易角度,这却可以算是一大败笔,因为这是一笔注定在市场上收不回来的投资——2003年以后,全世界没有什么人再会去打针SARS疫苗。

  此时的尹卫东已经是一名商人,一位创业者。

  他创业的最初动机偏偏来自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拿着最好的甲肝疫苗进入中国,一支400块钱,让尹卫东第一次晓得了疫苗本来是可以卖的。于是1993年,他从单位借了10万块钱,建破起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范围很小,与国家药监局合作,专做甲肝疫苗,1996年进入“九五”国家医药科技攻关打算,一年有30万到50万的销售额。

  一位来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技术权威是这家公司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也是尹卫东的铁哥们。然而,1998年8月这位朋友在南戴河游泳时可怜溺水,为了救人,尹卫东花光了公司所有的钱,依然没能抢救回来,此事当时震惊整个卫生部。回到唐山后,尹与兄弟们在一家小饭店内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潘爱华

  这时,另一位未来的朋友兼合伙人来到了尹卫东的身边。他就是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潘爱华。

  1992年10月,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北京大学生物系老师潘爱华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彦申、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陈章良一起,从北京大学借款40万元,创办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

  1998年,潘爱华在朋友的先容下意识了尹卫东。经过接触,他认为尹卫东“是个人才”,于是向其发出了进京的邀请。

  尹卫东起初并不想接受邀请,同很多来自“小地方”的人一样,他担心到北大就被淹没。

  但是尹卫东没有钱了。

  1999年,尹卫东的甲肝灭活疫苗终于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未名集团为其提供500万元借款完成临床实验。

  2001年4月28日,北京科兴成立,北大未名集团通过旗下控股子公司深圳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科兴”)以人民币5100万元出资占51%股权、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甲肝灭活疫苗专有技术评估作价人民币2400万元出资占24%股权、新加坡华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人民币2500万元的美元出资占25%股权。尹卫东作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

  他到底仍是来到了北京。

  这是尹卫东与潘爱华二十年友谊的开始,也埋下了二十年后纠纷的伏笔,关于后者,我们将在本文最后讲到。

  从2001年到2005年,科兴固然实现了美国上市,并在研究SARS疫苗的进程中表现出色,但实在没赚到多少钱。一方面,他们的产品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要低得多,而且要走政府采购招投标,利润微薄;另一方面产能也有限,重要制备装备都要从国外入口,价钱昂贵,科兴买不起。

  事件的转折出现在2005年。

  前文说到,科兴并不从SARS疫苗的研发中得到什么商业利益,但是他们赢得了政府有关局部的信任,2004年起,科兴开始承担禽流感等疫苗的研发任务。

  2015年11月,中国内地发现了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此时,人们对SARS仍六神无主,万一再来一个SARS怎么办?于是,2004年就承接了禽流感疫苗研发项目的科兴走入了高层的视线。

  11月17日,温家宝总理一脸凝重地来到了科兴。尹卫东用了15分钟向总理汇报疫苗是怎么回事,他说,诚然H5N1开端流行,但当初我们已经有充足的技术把流感病毒不同的基因阻断,拿出来做一个组合,组成一个既有疫苗的活性,又没有致命性的货色,这在迷信上已经完整成熟了。这些话让大家的神色变得轻松起来。

  接下来的参观中,尹卫东告诉温总理,他们有世界上最进步的疫苗生产设备,但是产量一年只有400万,因为科兴的钱只够买一台这样的设备。总理看着尹卫东的眼睛,懂了。

  不久之后,科兴收到了2000万元专项拨款,用于购买设备,扩大生产。

  尔后,核心政府更进一步决定,斥资20多亿元,扩展中国儿童疫苗接种范围和品类。从2007年开始,中国所有的疫苗公司的日子都变得好过起来。目前市场上的主要疫苗公司,多崛起于那个时光段。

甲型H1N1流感疫苗

  禽流感并没有像世界卫生组织猜想的那样,从中国的鸡沾染全世界的人。但是2009年,一种来自猪的H1N1病毒从墨西哥传到了美国,美国政府是异样英明的,他们不会像中国人对待SARS那样全面隔离。于是,这一病毒迅速传向了全世界。

  国家领导人又一次来到科兴,这一次是李克强总理带队,他们也再一次从科兴这里看到了信心。

疫苗

  10月,科兴研制出第一份甲流疫苗。随后,国家批准了十家公司进行临床开发,其疫苗关键部分都是由科兴提供的。原来,与那些脱胎于国有研究机构的同行相比,科兴是业内的小老弟,但经此一事后,科兴成了龙头。

  当初,H5N1疫苗开发出来以后,科兴曾在国际威望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论文,但股票基本没涨,因为海外投资者以为H5N1是中国本人的事。但H1N1疫苗研讨出来当前,科兴股价翻了番,一度涨到12美金。

  尹卫东也从此有了一个外号“甲流终结者”,登上了《创业家》杂志的封面。

  尽管当时中国注射甲流疫苗的人很多,并且哪怕把价格定在数百元一支也断定会有人买,但是科兴并没有因此发大财,尹卫东把甲流疫苗的价格定在了比国际价格低很多的22元一支,而且主要卖给了政府。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控制疫情更重要。

  处所政府的财政并不都是拮据的,直到5年后的2014年,科兴还有一笔上千万的甲流疫苗账款没有收回来。

  温总理退休之前又到中关村开过一次座谈会,尹卫东也受邀参加,他犹豫很久是否向总理反映这件事,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尽管作为创业者,需要在商海中搏杀,但尹卫东首先还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政府关系

  行业特点决定了,疫苗企业经营中很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与政府打交道。

  创业黑马学院另一位来自医药行业的导师曾经对比过中外医药产业之间的差异:

  在中国,临床资源,也就是与医院沟通的环节相对来说比海外要好许多,在海外去做临床验证是比较难的。中国医生则很轻易“笼络”,所以,假如想推广新药品,中国在临床方面有优势。但是我国的政府监管部分审批流程和审批周期要长得多,许多产品都是先卖到欧洲,再卖到美国,最后才华进入中国,拿到以严格著称的美国FDA允许,都比拿到中国的容许容易。

  这也不能怪监管部门,与FDA这样的大机构相比,中国有关部门的范畴和技能力量要小很多,十多少个或几十个人,一年要一页一页地审查数以千计的药品资料,难度极大。而且中国还有一个特色是中医药,换一个配方就可能发现一种新药,也使得中国监管部门的工作量比国外要更多一些。

  2009年10月,科兴的H1N1疫苗被批准临床之后,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陈竺——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医学专家——专门打电话给尹卫东,让他拿着20支甲流疫苗到部长办公室来。尹卫东到了之后,发现记者、录像、摄像都在,连氧气袋都摆在那。

  部长直接要求尹卫东给自己打一针:“我就是要让大家有信心,我相信你的疫苗一定保险!”后来,发了一篇通稿,陈竺部长作为被迫者,接种了中国第一支甲流疫苗。

  凭心而论,陈竺部长在当时未准备的情形下,主动要求接种甲流疫苗,是违背了国家对于药品临床实验的相关规定的。然而他的做法也确实加快了甲流疫苗走向社会的过程,尹卫东谈到陈部长至今都充满感激。

  药品巨大的商业利益与各种准入门槛导致的时间延宕,也让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事件难能可贵。行使贿赂的公司,中外均有。

  2013年7月15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宣布:“自2007年来,跨国药业巨头GSK(葛兰素史克)向中国超过700家旅行社及咨询公司转移了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些资金往来,咱们有充分理由猜疑是非法资金的处理。”

  值得留心的是,葛兰素史克正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甲乙肝疫苗供应商之一,国产乙肝疫苗价格个别10-30元左右,而葛兰素史克的乙肝疫苗在海内售价能够达到一百元。当然其品德也可能更好一些,国产乙肝疫苗发生的抗体可坚持3-6年左右,而葛兰素史克乙肝疫苗产生的抗体据说可保持8-10年左右。

  外媒曾传言中国政府将向葛兰素史克开出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的罚单。但最终,在2014年9月,葛兰素史克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罪名落实,罚款金额被判断为30亿元人民币,与其被查获的非法资金数额相称。

  2015年6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知,免去曾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的尹红章职务,起因是审批行贿,给多家药企的药品申报审批“开绿灯”。

  3月17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布了北京高院对尹红章作出的二审裁定,裁决书显示,尹红章和妻子郭某收受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某、百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上海慧人生物科技工程研究所法定代表人姚某以及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给予的钱款,共计157万元。

  这里的“尹某”显然就是尹卫东。

  细思恐极,一位前后两任总理的座上客,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电话可以直通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的明星企业家,在申请药品审批时,还需要向一位处长行贿。

  至少在腐败眼前,咱们做到了“人人等同”。

  医药行业性命攸关,行政力量的富强和变革多端,也是其余行业难以比拟的。

  2003年SARS期间,尹卫东须要经常向政府报告进度,有一次报告进行到一半接到告诉,卫生部长换人了,而后过几天又得到告诉,北京市长也换了。全部SARS期间,中国浮现了5000多个病例,同时被问责的各级引导干部也超过了5000位。此前,尹卫东研究了20年盛行病毒,对SARS的暴发也毫无预备,信赖这些政府官员比他更加缺乏筹备。

  随着“防患于未然”思路的落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说法突起,每当有打草惊蛇,各级政府机关都如临大敌。2004年5月,某国破研究机构实验室泄漏,造成了北京的二次SARS沾染。其直接成果就是全国排查P3试验室。

  时任唐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只管与尹卫东是多年友人,而且科兴在唐山的研究机构是地级市中十分难得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公司也是唐山市重点挽留的高科技企业,但在P3试验室可能的危险面前,仍然决议“大义灭亲”。协商一个星期之后,警车开道,前后武警荷枪实弹,把科兴的所有科研职员、设备、疫苗毒种从唐山护送到北京。从此唐山公司处于半关闭状态。

  行政逼迫力气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成果,一直见仁见智。十几年后的今天,又一场事关疫苗的行政风暴也正在中国酝酿,不知这一次将产生怎么的成果?

  在风暴面前,从企业经营者到行政官员,无论是为民请命还是壮志未酬,其实运气很少能为自己左右。这也是中国卫生防疫行业生态环境的一大特点。

  市场

  谈到中国疫苗行业的生态环境,首先要理解我们的市场。

  医疗健康产业是中国与世界提高水平差距最大的产业之一。2012年,中国人均健康跟卫生投入为237美元,2014年回升到400多美元;而美国2012年人均是8000美元,2014年是9402美元,一直是中国的20倍以上。全部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中国长期不到5%,2016年回升到6.2%;而美国始终在17%以上,去年超过18%。

2008-2016年我国疫苗行业批签发

2010-2016年我国疫苗批签发产值

  企业层面也是如此。医药市场跨国巨头占绝对统治地位,辉瑞、默克、强生,都是近万亿级别的公司,而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不过数百亿人民币的市值。跨国巨头把许多基础研究成果都申请了专利,又收购了大量高下游公司,新兴公司很难与其竞争。

  但唯独在疫苗产业,国内企业统治了中国市场。

  原因首先在于“穷”。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疫苗“市场”。盘算经济下的国有研究所和各地防疫站体系,维系着遍布全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疫苗的研究和发放多通过行政命令实现。

  1986年,美国默克公司运用基因工程研制出了新型乙肝疫苗。最初也渴望在中国出售,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即使将价格降到最低,中国人也难以承当。在美国,乙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费用是100美元,但对当时的中国个别家庭来说,这笔支出相称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

  于是,1989年9月,时任默克公司总裁瓦杰洛斯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全套技巧转让给中国企业。但就是这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700万美元,已经是中国当年全体外汇储备的千分之一强,相称于当时数百万国人的全年健康投入总和。

  这套计划式的防疫系统虽然简陋,却功不可没。时至今日,中国以不到美国二无比之一的人均投入,树立起覆盖人口比美国更多的防疫体制,多数感染病的发病率等指标也并不逊色于美国。

  中国疫苗的生产厂商,多数脱胎于原来国有控股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内生产厂商中,最大的是国有的北京天坛生物(600161,股吧)所属的中生集团,销售额占40%左右,剩下的市场,由各种新兴公司瓜分。截止2018年上半年,长生生物、沃森等8家生物疫苗概念上市公司在上证交易所交易,另外有15家公司在深交所交易,科兴生物在纳斯达克上市。

  据懂得,科兴生物在产品定价方面,始终是在国内企业中最高的,但是与跨国公司比拟,还是低了良多。尹卫东曾经在授课时对黑马学生表示:“我异常感谢跨国公司的高定价,它定完了之后,我们在价格上跟进就很容易,终极它必定撑不住本钱,逃离中国市场,我们就赢了。”

  其次,是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市场自费并行的双轨制体系。

  目前,全球防疫体系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式,政府投入大批公共资金采购疫苗,并支持医药公司研发和生产,为民众提供免疫服务。

  第二种模式笼罩了大略20多亿发展中国度人口,他们不能出产疫苗,靠的是结合国儿童基金会跟比尔盖茨基金会,从跨国公司洽购疫苗送给他们。

  还有一个独特的模式就是中国模式,在中国的疫苗市场里,多达85%的份额都来自中国公司自己生产的疫苗,还有10%强是从跨国公司进口。只管跨国公司的疫苗在数目上只占10%,但因为它们价格较贵,在销售额上能占到30%左右。

  中国的疫苗洽购分为两类:

  第一类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包括卡介苗、乙肝、脊灰、百白破疫苗等等。据了解,每年的重要招投标多由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央的领导一起开会,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

  第二类疫苗是被迫自费接种的,包括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狂犬疫苗、流感疫苗等等,至于取舍何种价格的疫苗,准则依据家庭经济可承受的才干筛选。

  值得留神的是,第二类疫苗已经成为某些厂商的摇钱树。以狂犬疫苗为例,中国以占寰球10%左右的宠物和20%的人口,破费了全球80%的狂犬疫苗,旁边产生了非常可观的利润。曾有呈文引用专家数据,中国每年1500万人份的狂犬疫苗利用量中,99.8%的接种者在实践上可以不接种,至少1/3可能属于滥用。

狂犬疫苗

  狂犬疫苗,也是近来处于舆论中央的长春长生生物最中央的业绩来源。数据显示,去年长生生物营收为15.53亿,对应的营业成本仅为2.09亿元,毛利率达86.44%。其中一半以上营收来自狂犬疫苗。

  存在讽刺象征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狂犬疫苗实际上可以不接种,所以有专业人士指出,即便长生生物售出了大量不合格疫苗,发生的不良成果也可能不像假想那么大。

  中国在疫苗领域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却也早已向世界开放。由于公认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疫苗市场,所有跨国公司在全球上市的疫苗品种都有到中国来注册。

  第三,制止跨国公司在中国疫苗市场扩大份额的,重要还是价格因素和产品数量。如前文所述,以中国的医疗投入,根本支撑不起人人都打进口疫苗。当年葛兰素史克就曾通过贿赂医生的办法,鼓动大家自费打高价疫苗。

  时下,对于国产疫苗质量的不信任,再次激发了国人购买进口疫苗的热情。笔者倡导有此心的人一定要趁早举措。当年国人海淘婴儿奶粉,就曾引起从中国香港到澳大利亚市场的反弹。而疫苗生产周期更长,与生命关系更大,产能提升比奶粉更加受限,国人购置力也比当年更增强盛,恐怕海外市场上很难提供足够数量的产品满足国人需要。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独占产品以外,多数疫苗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秘密,不同疫苗之间的差别主要体当初设计层面。尹卫东强调,没有好的设计就没有好的疫苗。在他看来,中国市场的疫苗不能单纯追求某一特定产品,一定要用组合。比如科兴的甲肝疫苗,最初是一种高价包装,他决定换用更为廉价的吸瓶式,一下就拓展了西部地域的市场。

  但是现在也呈现了一种气象,那就是政府采购偏爱更低端的产品,这留下了某些厂商偷工减料的隐患。

  截止今年一月,中国国产疫苗,拿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采购预认证资质的,只有四种:成都生物乙脑(2013年10月),华兰生物(002007,股吧)流感疫苗(2015年),北生研口服二价脊灰疫苗(2017年12月21日),以及科兴生物甲肝灭活“孩尔来福”(2017年12月21日)。这些产品的品质是取得了国际认可的。

  在2010年9月,尹卫东在北京科兴总部招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比尔盖茨。此前的2009年,盖茨曾向全世界发布,拿出100亿美金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进防疫事业。

  然而在履行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是不行的。由于跨国公司都是在用高平台、高价格的情况下把疫苗做出来,而后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再请跨国公司的专家到他的基金会来,决定、购买疫苗。

  但这套基于发达国家社会的防疫体系,其疾病风行模式和疫苗应用环境,跟大多数用不起疫苗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寰球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一起不足十亿,而发展中国家四五十亿人。于是,盖茨亲自写了一封E-mail给尹卫东,提出访问恳求,活力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广泛、更低成本地失掉疫苗。在拜访之前,盖茨专门还做了很多准备,请了四位专家来研究科兴疫苗。

  当天,尹卫东和盖茨聊了两小时,然后到车间参观,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让一个国家领有自主的疫苗生产才能长短常重要的,因为靠跨国公司募捐不是长久之计,而盖茨这样的慈善家也早晚有去世的那一天。

  盖茨告诉尹卫东,他此前也去了印度,但在印度聊得并不太愉快。因为印度最好的疫苗公司是个家族企业,然而这个公司的CEO告诉盖茨,他的孩子们打的是欧美国家进口的疫苗。

  在盖茨看来,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这种对本身产品缺少信念的表现,并不是一件好事。

  公司前途

  正当科兴生物欣欣茂发之时,二十年来相濡以沫的董事长潘爱华和董事总经理尹卫东却产生了分歧。

反目

  因为当事双方均为我们尊敬的科学家和创业者,并且相关诉讼正在审应该中尚未有最终结果。在这里我们只简单陈述一下所收集到的事实,不设立场:

  2001年4月28日,北大背景的深圳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加坡华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奇特注册成立了北京科兴,三者占比辨别为51%、24%、25%,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其中唐山怡安以疫苗技术出资,而另外两家都是货币出资。

  后来,深圳科兴股东结构调解,将所持有的北京科兴股份转给了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以下简称北大未名)。据潘爱华介绍,科兴是北大未名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投资。

  但在尹卫东看来,北大未名表演的是一个天使投资者的角色。

  最初的很多年中,双方这一意识歧并没有造成困扰。大家都二心一意把公司办好。公司的经营由尹卫东主持,潘爱华“一年在公司出现不了几次”。

  2003年,为了辅助北京科兴在海外融资,北大未名方在同意北京科兴的其余小股东将股份转让给持股平台中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使其占比51%,成为控股股东。

  为此,2003年9月26日,北京科兴时任董事长潘爱华、副董事长王宪平、董事总经理尹卫东三人,代表三方股东还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约定了北京科兴以买壳的方式在OTCBB美国场外柜台交易体系(Over the Counter Bulletin Board,OTCBB)挂牌的实行步骤,以及上市公司继续维护北大未名的绝对控股位置、保障北大未名在北京科兴将来的业务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北京科兴成立以后,历经10次投资人变更,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73.09%的股比成为其控股股东,而北大未名方的股比从51%降到了今天的26.91%,从控股股东变为小股东。

  2004年12月8日,科兴控股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挂牌交易。2009年11月16日,科兴控股(SVA)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挂牌交易。科兴控股注册在安提瓜和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是VIE架构的离岸公司。

  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是科兴控股(SVA)100%控股公司,目前科兴控股的主要股东为:1 Globe Capital(华侨科学家李嘉强Chiang J. Li旗下的投资公司)及其关联方持股22.5%、赛富基金持股18.91%、尹卫东持股10.61%、机构及散户持股47.98%。这象征着,北京科兴有控股股东,但没有实际控制人。而股东中的两大投资机构,也为日后的争取战埋下伏笔。

  就是在这一架构下,北京科兴快速成长,成为中国疫苗研发和生产的龙头企业,尹卫东获得了诸多名誉。年长六岁的潘爱华在尹卫东个人以及北京科兴的发展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双方惺惺相惜,尹卫东甚至在潘爱华每个生日都会为他精心准备礼物。据潘爱华说,北大未名下属有数十家公司,尹是团体内唯一一个这样保持了十几年的友人。

  真正的争端来源于2016年,当时,科兴控股在中概股回归潮中启动了私有化程序。平衡被攻破,而股东中的两家投资机构,分离成为争夺双方的重要助力。

  当年1月29日,科兴控股CEO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组成内部买方团(A),以6.18美元/股的报价,提出科兴控股私有化要约。该报价较科兴控股1月29日收盘价溢价约23.11%。几天后,未名医药(002581,股吧)方也联合包含1 Globe Capital在内的买方团(B)提出竞争性要约,报价7美元/股。

  此后两年多,以科兴控股CEO尹卫东为首的买方团和以潘爱华为首的A股上市公司未名医药系买方团一直在争夺操纵权。直至2018年7月3日,科兴控股宣告,已完成与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的私募股权融资交易,科兴控股将获得8673万美元, 终止私有化交易。

  这期间,既出现了科兴控股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投出两份截然不同的董事会名单,也出现了北京科兴法定代表人和高管团队彼此斥责对方非法暴力侵扰工作经营、法定代表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公司最近一年无高管在任的离奇一幕。

  2018年3月,科兴控股还向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异议股东是否已经触发公司的股东权利谋划(即毒丸规划);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提起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13(d)条的诉讼,认为1Globe Capital和Chiang Li Family未能按照Schedule 13D所要求的暴露他们试图调换公司董事会的用意。

  1Globe Capital不甘逞强,向安提瓜和巴布达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撤职尹卫东的)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目前三起诉讼都还在进行之中。

  2018 年4月23日,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损害股东知情权。7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国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决,请求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划定时限内向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供给相干财务讲演和财务数据。

  2018年4月30日,科兴控股布告称,因公司纠纷,北京科兴被迫报废一批原本用于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生产的菌种,并暂停为申请该疫苗生产批件而迎接中国食药监局(CFDA)对生产现场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潘爱华一方看来,公司所有权问题不可探讨:“一个房子,人家让你管理20年,现在主人来了,你说这是我的?那不是你的!公司是谁的不要管,确定不是你的。”

  而在尹卫东一方看来,必须争得公司的所有权:北大未名一直减持以补充自身的资金漏洞,现在占股比例不足三成 ,一旦科兴被未名全盘拿去,可能整个公司都会去填窟窿。而且北京科兴成立以来拿了那么多的国家拨款,它的疫苗生产早已经不是公司自己的事,波及到无数人的生命,“生命的事比天还大!”

  在中国、美国以及在科兴控股注册所在地安提瓜和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三国法律框架之下,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可以说,双方争的并非是个人好处,而是公司的前程和命运,但也正因为如斯,双方都没有退路,二十年友情毁于一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从国内打到国外,开了数场消息宣布会,上了三个国家的法庭,但无论潘还是尹都还是道德底线颇高的人,所有交锋都产生在明面上、法律框架内。没有像产生在长春永生生物、常州延申生物公司里那样的,说不清楚的底细交易,这也可以说是北京科兴的幸事。

  我们只能静待结果。

  正如唐山护送毒株入京的那一车武警,陈竺部长注射进自己身体内的那一剂疫苗,创业者送给尹处长的那几十万国民币,或者尹卫东年轻时苦苦寻找的那一份大便,这个处于巨变当中的世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又岂能容易说得明白?

  从大国总理到比尔盖茨,从科研人员到一般门卫,空想与事实,商业与健康,全民保障与花费升级,国家荣誉与人民福祉,为民请命与权力寻租……一瓶疫苗之中,多少抵触、辉煌与责任交织其间,此为大千世界。

  创业不易,实干兴邦!

  【材料起源】[1]2018年5月3日《南方周末》《创业时亲密似兄弟,肥了后撕起如仇敌》,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科兴内讧再考察:15年前的“桌下交易”》[2]《常识分子》公众号,《罗伊·瓦杰洛斯博士的礼物》[3]2017年11月《中关村杂志》,《尹卫东:疫苗背地的故事》[4]尹卫东自己在创业黑马学院的三次授课的课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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